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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行动”——五十年前的“希望工程”

1998-01-14 来源:中华读书报 本报记者 邓凯 张慧文 我有话说

似乎已经遥远了,那惨绝人寰的岁月里的烽火与硝烟,哭喊、眼泪和离乱;又似乎从没有消逝,那些忧患日子里的温情、关爱,无私的救助和笑容。半个世纪过去了,当我们面对一幅幅苍老而发黄的照片,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拨开时空的迷雾,一路逶迤而来。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日寇铁蹄所到之处,国土被蹂躏,人民被屠杀,房屋被毁,财物遭掠。随处可见失去父母、流浪离散的儿童。他们成了战争最悲惨的受害者。日寇还给妇女打绝育针,将我儿童运往日本,施以奴化教育,使他们忘掉祖国,将来回国屠杀自己的同胞,充作战争的炮灰。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中国各界民主人士和妇女界的一批著名人士集会汉口,创建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开始了历时八年的挽救和保育难童的艰难历程。前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全国政协常委郭秀仪女士说:“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是国共两党真诚合作的产物。在挽救和培养难童的事业中,国共两党的重要领导人互相支持,同心戮力,使得3万名难童免于战火的摧残。”郭沫若在其抗战回忆录《洪波曲》中有这样几句话:“在这时,就我们知道的范围内,有两个妇女组织是认真的在工作,而且有成绩的。一个是战时儿童保育会……”这场战时难童大挽救是一次可歌可泣的母亲行动,它因其艰难和卓越成就而成为光耀历史的一页。

这本《烽火摇篮———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图片集》以二百多幅珍贵的原始照片和资料,再现了那段遥远的烽火岁月和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邓颖超的指示

图片集的出版源起于1985年8月,当时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邓颖超同志在审阅一份抗战期间妇女运动的文字材料时,文中提及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勾起了邓大姐对往事的回忆。她在百忙之中给作者郭建(时任交通部副部长)写了一封长信,肯定了那段历史和从那段历史中成长起来的人,其中也肯定了宋美龄在当时起到的积极的重要作用。她明确指示要写材料,认真研究这段历史。

曾几何时,保育会是一个避之唯恐不及的话题。在极左路线肆虐的年代,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说大后方的保育生是宋美龄培养的小特务,是“宋美龄的孝子贤孙”。后来的保育生有近一半的人因为保育院而受到牵连,余波甚至延续到八十年代,许多年过半白的已经不是“黑人”的人,在单位里仍受到一些歧视。“是邓颖超的一个批示,使我们解脱了。”高宗俊和王笑利道出了所有保育生的心声。高宗俊说,1987年和1988年,最初大家搞保育生联谊活动时,其中有一条,确实是为了给许许多多的保育生平反,为保育会正名。但随着电视、报纸的报导,另一个想法更重要了,就是将这段历史推向社会、走进历史,因为这一群妇女(几近万人)太伟大了,而这群妇女(她们日夜带娃娃,当小学老师)好多是大学生,受到过良好教育,有些还是知名者。她们与同学们几乎建立了母子般的感情(其中如罗叔章、赵君陶一直被保育生称呼为妈妈———现在也是这样叫的,而且还有男老师,如刘力生老师等),战乱中出现的这种爱,这不仅是有5000年历史的中华民族传统的人类之爱,还是更为伟大的母性之爱,人性之爱。

因为邓大姐的指示,全国妇联开始了解、搜集有关战时儿童保育会的资料,召集在京保育生进行座谈。对于这一史实的“开放”,保育生们自然很兴奋。两年之后,即1987年5月,妇联召开座谈会,共同回顾这段历史,这次会议成为一个起点。同年11月,北京的保育生率先成立了联谊会,自觉行动起来,给有关人员写信,请他们撰写回忆录并提供照片。当年任湖北均县保育院院长的罗叔章妈妈拿出一千元,资助狄耕、李燕辉等四人到均县、武汉等地寻访考察,采得大量珍贵的资料和照片。1988年初,“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会”从设想进入筹备。经过长时间搜集来的照片全部集中到高宗俊手里。在李燕辉、王笑利等人的配合下,他们连夜制作出两个展版———其中的四十余幅照片都是首次公开。1988年3月10日,在邓颖超同志的支持帮助下,全国妇联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图片展同期在小礼堂展出,引起了震动,抚今追昔,四百余名参观者感慨良多。大会之后,各地也纷纷成立了联谊会,照片与资料的搜集工作由此柳暗花明。

1992年末,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了题为“烽火摇篮”的展览,展出了图片近二百幅。抗日战争纪念馆负责这项展览的段晓薇也萌发了整理、出版一本画册的想法。1995年,正值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又逢世妇会在京召开,图片集的编辑工作由动议进入了实质性的操作阶段。

一张邓颖超和宋美龄的残缺合影

资料的整理工作是艰难的。虽然全国各地的保育生都愿意捐献自己收藏的照片,但因年代久远,其间发生的种种变故使当年的照片弥足珍贵。在众多的照片中,最意味深长的是这张23人照片(图一),在收集照片的过程中,王昆仑的女儿、也是保育生的王金陵拿出了一张珍藏多年但左半部分被剪掉的照片。原来,照片的左半部分是在文革中被剪掉的,因为其中有宋美龄。当时,众所周知,“四人帮”气焰嚣张,众多老帅都遭受围攻和揪斗,周恩来同志也受到了冲击。为了保护邓颖超同志,不给“四人帮”留下把柄,于是,王家把照片的左半部分毁掉了。经过努力,李燕辉、高宗俊在中国照片档案馆(新华社图片部)的周恩来、邓颖超的个人档案中查到了这张完整的照片,一段残缺的历史终于获得了新的生命。这张照片摄于1938年的武汉。当时难童情势危急,由中共长江局妇委邓颖超亲自推动,并与李德全(冯玉祥将军夫人)、曹孟君、安娥等四处奔走,联络各方有识之士,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1938年2月14日,周恩来与冯玉祥为了此事在武昌冯玉祥将军的家里会晤。之后,由沈钧儒、郭沫若、刘清扬、沈兹九等近三十人发起,后来有二百余名各界著名人士签名响应,共同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同年3月10日,在武汉的圣罗以女子中学,举行了“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典礼”。当时各种政治潮流错综复杂,为免受敌对势力和特务的破坏,邓颖超和史良、刘清扬、沈兹九等人充分酝酿,决定请宋美龄出面主持保育会的工作。对她们的请求,宋慨然应允,担任了保育会的理事长。此后,宋在保育会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她的影响下,蒋介石也在1938年3月26日的《大公报》上公布了渝令:“确切调查难民中之孤儿,设法移送后方安顿。”这张照片就是理事会成立后宋美龄与部分负责人的合影,共二十三人。它是国共两党及各界的杰出女性齐心协力、致力于难童保育事业的明证。近六十年过去了,照片中的人多已作古,但黑白分明的笑容却鲜活如初。时间的尘埃没有湮没沉默的历史,以大无畏的精神与巨大的爱心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母亲行动的人们必将万古流芳。

还有一张照片是由冯玉祥将军的二女儿冯弗伐女士捐献的(图二)。这张照片也有着不平凡的经历。这是保育会筹备时部分领导人在武汉的合影,摄于冯将军的大院门前。一共有李德全、冯弗伐、邓颖超等九人。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一直由冯家收藏,在文革中,冯家被抄,其余的照片均未能幸免,唯独这一张掉进了书柜的夹缝得以幸存。当时,保育会年需经费100万元,这笔巨款主要靠募捐得来。于是各位女士四处奔走。冯弗伐也加入募捐的行列。多年之后,她对往事记忆犹新:“当时国民党中央的官员并不常来我家,怎样向他们募捐呢?我们想出个办法,由我父亲的秘书给中央要人如何应钦、陈诚等打电话说:‘冯副委员长的女儿冯弗伐要拜访您。’对方已知道我是募捐人,就回答说,转告冯小姐,捐款叫人送去,不必亲自来了。……”当时真应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战口号。社会各界、海外都向难童伸出了援助之手,难怪有人称之为“昨天的希望工程”。

在这本图片集中,有几份珍贵的资料,这就是战时儿童保育会名誉理事名单。上有国民党的蒋介石、林森、冯玉祥、孔祥熙、何应钦、汪精卫等人,共产党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挺等,还有郭沫若、茅盾、陶行之、司徒雷登、斯诺、史沫特朗等近二百八十位知名人士。另从各地方分会和保育院表格中看出,不仅四川、贵州、广西等大后方地区有分会和保育院,在日寇占领的广东、浙江、江西等省还有分会和保育院,连香港也有。在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等地也同样设立了分会和保育院。除了挽救中国儿童,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能让这么多同道或不同道的人走到一起?

4万元欠款换来的“传家宝”

为这次整理史实的工作,有关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1995年的种种机遇并没有使图片集的出版发行变得容易起来。该书被大多数出版者认作“偏僻选题”,原定的一些出版社也纷纷撤出。《烽火摇篮》从它尚未诞生之时就命运多舛。编委王笑利只好当起了“公关大娘”,找她父亲沙飞的老同事和朋友,原《晋察冀画报》的副社长,后来当过中国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罗光达先生,联系到了辽宁美术出版社。但画册出版须先付预定金,经过努力,王笑利争取到了晋察冀文艺研究会,以共同署名的条件借得3万5千元作为出版启动金。目前,1000本画册还剩300多本,借晋察冀文艺研究会和辽美社的钱尚未还完,但他们本着“不赚一分钱”的原则,对所有买书的个人一律按130元售出。对单位图书馆售书,基本按原价,多者有优惠。对北京地区的购书者,一律是“送”不是“寄”,由此省下一笔邮费。他们自己倒贴进去不少钱,据高宗俊介绍说,像搞联谊活动,交通、邮电等,都得自己掏腰包,他自己贴进去的不下五六千元。

已购画册的社科院历史所、中国革命博物馆、军博、北京图书馆、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师大等图书馆和历史研究单位,一致认为该画册的史料极其珍贵,是以前出版的图书所没有的,有的单位从长远考虑,还要决定保留他们出版的《保育生通讯》,如果绝版的就由单位复印后装订保存。

画册出版之后,海内外的保育师生们十分激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雪片般的信件向联谊会飞来。许多人都视它为“我们保育儿的传家宝”。一个老保育生看了画册后,临终时念念不忘:“那是一个旷古之举,今天反顾愈见其震撼力。那年头国破家亡,身当幼小的我们,啼饥号寒,流浪乞讨,正成为其摧残掳掠的对象。但母亲激愤而起,以其温馨的胸怀拥抱了我们,用自己甘露般的乳汁哺养了我们……”

一段历史终于回到了它本来的位置,它静静地向现在和未来述说着久远年代的故事:那烽火中艰难行进的摇篮,那灾难岁月中恩深如海的母爱……

保育会正副理事长宋美龄、李德全同部分常务理事、负责人合影。1938年摄于武汉。(图一)

前排左起:黄卓群、吕晓道、陈纪彝、沈兹九、徐镜平、钱用和、陈逸云;中排左起:张蔼真、安娥、庄静、宋美龄、李德全、谢兰郁、赵清阁、吴贻芳;后排左起:孟庆树、刘清扬、唐国桢、沈慧莲、曹孟君、郭秀仪、史良、邓颖超。

在重庆时,保育总会部分领导成员合影。左起:李德全、冯弗伐、邓颖超、张蔼真、陈纪彝、安娥、刘清扬、郭秀仪、谢兰郁。(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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